性的觉醒是自我人格启蒙的一扇大门，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赋予受教者履行责任、保有爱的能力。因此在理想的性教育中，“赋权(empowerment)”的本质，是一种“增能”。

法国思想家、教育家利奥塔(J. F. Lyotard)在1984年曾强调：教育的任务不仅是知识的迁移，更是对社会公民的能力和观念的训练。性教育不能简单等同于“生理卫生知识“，原因也在于此——理想的性教育，除了告诉孩子性科学知识、性安全意识，还必须能塑造积极健康的性价值理念。

可是在“性”的课题中，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是可取的?这在人人都闭口不谈性，却又仿佛人人都心领神会、“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中国，确实是个问题。

被高估的守贞，被误读的赋权

随着近年来青少年受性侵案件的不断曝光，如何保护青少年远离性侵害，成为全社会空前关注的焦点。综合媒体报道比较我们会发现，公众围绕青少年性教育的讨论呈现出两种相似但有区别的价值取向：保护青少年对性的“童贞”，还是保障他们拒绝性的权利。

这种区别，正是守贞教育与赋权型性教育的价值分野。

“守贞教育”的专业名称是禁欲型性教育(abstinence sexuality education)，是一种在西方发轫自南欧天主教国家、成熟于美国的一种性教育理念。这种理念认为青少年的性行为应该被绝对禁止，性教育中只讲“健康”，“性”只是其中尽可能被回避的一部分，将守贞作为一种道德规范。

这种教育模式带有显著的“性别不平等教育”、“父权教育”色彩。比如，它会强调“守贞”对女性的重要，如果女性发生非婚性关系，便影响她们的婚姻幸福。因此守贞教育的结果是进一步造成女性在性上的弱势地位，有过性经历再分手的女性更加自责，实际上是进一步推崇畸形的处女情结。

中国性教育界曾在2008年、2010年两次对守贞教育进行批评。但长期以来，类似的理念在我国常常以“反性侵教育”的面目继续存在。

性教育实践者、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只对孩子讲反性侵犯，而不讲性的正面价值，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的教育会进一步演化为性的恐怖教育、性的耻感教育，甚至是“反男人”的教育。这将直接影响到青少年未来亲密关系的建立。”

伴侣间的亲密关系是人生中最重要、最美好的财富之一，因此性教育应该有多元的、丰富的内容，是强调青少年自主权利的教育——青少年拥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性权利，其中包括拒绝性侵犯，说“不”的权利，还拥有选择自己想要的性，说“是”的权利——而单纯预防性侵的教育，则可能制造性恐慌，它本质上是性守贞教育。因为在保护青少年的名义下，后一种权利可能被进一步理直气壮地剥夺。

守贞教育的可疑之处正在于此：它没能增强受教者应对性侵害的能力，反而寄望于保护他们的“纯真”。“不纯真”的青少年就是“坏”的青少年，就应该被谴责、被处分，甚至演化成对他们情感和欲望的否定，演化为对他们在所有方面独立自主权的剥夺。守贞教育的结果往往是受教者永远长不大，能力欠缺，可能真的永远需要被保护。

因此，方刚总结多年性教育的培训、教学经验，在2013年提出了“赋权型性教育”的理念。不出意外的是，“赋权”的字眼一提出便招来无数不解者的质疑、抵触和嘲弄。

“以往，对于可能会伤害到青少年的情境和事物，我们通常采取避免让青少年接触到的手段，包括努力灭绝这些事物，比如扫黄打非、互联网管控，但这样的管控一方面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另一方面可能让青少年生活于真空中，在受到性侵犯的时候，没有能力应对”，方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不要以为上几堂对性侵犯说不的课就具备了反性侵犯的能力。能力的增加是一个系统工程，性教育是人格成长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香港学者曹文杰也指出：“自主权是一整套对自己身体、想法以及欲望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实现的权利，所以“身体属于我自己”的性自主权，不可能跟其他自主权割裂而茁壮成长。保护青少年的重点应该放在培养主体发声，家长式的保护主义只会剥夺他们成长、探索、学会独立和累积经验的机会，以致她/他们依赖别人的时间往往超过实际所需，也因此延长了曝露在不必要风险中的时间。”

简而言之，不当的保护本身就是一种伤害。社会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把因为缺乏机会培养自主能力而养成的脆弱人格，说成是他们本性如此，于是又再牢牢地限制青少年在消毒无菌的环境中成长，形成他们被不断去权的恶性循环。

因此，赋权型性教育的核心是，给受教育者力量，让他们有能力、有权利来决定自己与性有关的事物，包括应对性侵犯的能力。

“赋权，是给你力量，给你知识，给你能力。赋权性教育，是保护而不是禁止，是给予而不是剥夺”，方刚说：“越是禁止、越是隔绝性的信息，反而越不利于青少年成长。反之赋权型性教育下的青少年，一定会成功地拒绝性侵犯;单纯进行预防性侵犯的、疑似守贞教育，却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

“诚惶诚恐”的实践者

塑造人格的性教育绝不会机械地灌输生理知识，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言，“教育是最要求精密设计、最体现艺术性的人类活动”，而要将性的主题落实到青少年教育中，除了最基本的性科学知识外，还必须体现年龄界限、爱、尊严、平等、权利等等一系列理念，并根据受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做具体设计。可以说，性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亟待开拓的教育领域，需要建构它自身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教学范式。

方刚与他的团队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严峻的现实。“性”本身就是极其敏感的话题，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必须考虑到每一个细节。在现有的条件下，无论对授课教师还是课程设计者，这都是艰巨的挑战。

“我自己做了五六年性教育，越做越诚惶诚恐”，方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诚惶诚恐’不是因为怕把孩子教坏，而是这件事情操作起来绝没有那么简单。要把性的正确价值理念按照教育的规律去落实，这里面的门道实在是太高深了!”

推进赋权型性教育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合格师资的匮乏。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参与中学阶段性教育的教师以心理教师和校医为主，这些教师虽然掌握充分的性生理知识，但并不一定具备性的历史、文化知识，更可能缺乏积极的性的价值理念，但受传统观念影响，或没有传递积极的价值理念，或未能重视教学方案的设计，直接影响了教学成果。在方刚早期的教师培训项目中，曾遇到过中学教师给学生讲解避孕和卫生防病常识，“讲安全套竟然将学生讲哭了”。后来方刚与这位教师一起推敲课堂细节，一点点分析教学过程中哪里出了问题。

在方刚看来，目前现行的许多性教育方案都是不负责任的，甚至可能通向与性教育初衷截然相反的结果。比如传统的性教育在讲到月经时，往往先将男女分班，然后告诉女孩月经的生理周期、可能会有哪些身体反应、经期要做好准备、注意休息、体育课可以向老师请假等等。“这样讲月经有很大问题，因为月经不仅是生理问题，更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方刚解释：“月经其实是女孩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型，在第一次月经的过程中，很多女孩才开始切身感受到自己与男孩的不同”——因此，月经的背后往往是女孩的急剧的心理调适，这时教育者在生理知识之外传达的态度至关重要——“月经是女性深入思考性别身份的开始，在传统性教育中往往也是女性自卑的开始。这时候你告诉她很疼、很麻烦，无形中就强化了她对月经的负面态度，甚至与性有关的羞耻感和罪恶感;而如果你告诉她这是成长的标志、是我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要开心地做好准备，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在他所认同的理想的性教育中，从身体器官到婚恋再到艾滋病，所有涉性的议题都应该从孩子身心成长的综合需求出发去设计，都可以被深入探讨，而且每个课时都应该让男孩女孩共同参与。

这样的经历提醒方刚，有必要做专门工作“替教师把规范的教案设计好”。因此，从2013年初开始，他和他的团队开始了“中学性教育教案库”项目，至今已设计了118个不同的教案，每个独立教案都细致地按照教学的内容和目的划分出若干环节，再根据学生可能对每个环节内容做出的反应分别设计预案，并准备相应的背景、理论和知识储备，从而形成完善的教学规范，如缜密的作战计划一般，让课堂教师步步皆有章法。

目前，“中学性教育教案库”经过两个半年周期的反复试讲、改写、补充，在一线中学教师、教育专家、参试中学生的共同参与下日趋完善，已经进入出版准备阶段。

“这118个教案组成一个教案库，老师们遇到任何情况都能有现成的方案直接使用”，方刚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我们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在别人看来是诲人诲道，实际上背后都有完整的体系去支撑它。这个教案库把先进的理念与教学实际贯通起来，我相信它至少二十年内不会过时。”

家长认同，就成功了一半

由于方刚团队现阶段主要致力于课程研发、教师培训，因此目前的试点推广主要在理解并支持赋权型性教育理念的学校中开展。令人尴尬的是，方刚本人性学研究者的身份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

“别人上网查阅你写过的书、发表的言论，发现你这人还研究**、换偶，难免会怀疑你的教学内容，是不是也要来给中学生倡导这些话题”，方刚苦笑：“其实我的研究范围很广，从性别气质到家庭暴力全都涉及，而这些积累全都体现在我的118个教案中，它们的内容非常广博。”

面对如此“先进”的教案，比教育界心态更加复杂的，是无数学生的家长。作为设计者的方刚很少有机会直接面对家长，因此，他必须从教师培训中着手，让每位性教育教师作好迎接家长质疑、赢得家长支持的准备。

方刚的教师培训不是讲完就走的讲座，而是3-4天的系统教程。他认为与北欧国家长达两年的专职性教育教师培训相比，这个课程容量已经是底线。目前全国已经有三千名教师参加过方刚的二十余期培训，这些老师“在培训结束后绝大多数都接受了赋权的理念，即使有少数暂时还没有接受的老师，我们也能看出他开始反思、探索。”

培养出了理念认同的老师，最终还要通过这些老师去说服家长。这时，方刚会拿出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方案。

第一步，方刚要求每一位老师在课程开始前必须先作调研。调研不仅要了解学生的接受意愿、成长发育状况，更因为现阶段中学性教育课时容量有限，不可能完成教案库的全部内容，所以教师要根据调研设计自己的课程计划、因材施教。

第二步则是要求教师根据调研的内容，通过家长会、期中期末交流等一切机会来说服家长，必要时也要说服领导和同事。“性教育是与学生实际状况高度结合的教育，你经过调研知道有学生正恋爱，就必须讲恋爱，你了解到已经有学生开始性尝试，就必须讲性安全防护知识。如果面对这些现实依然选择回避，你的师德就会被质疑”。方刚说。

从目前试点学校的反馈来看，当教师将班级的实际情况、性教育的必要性、课程内容的取舍等等细节与家长详细说明后，大部分家长都接受并支持新的课堂性教育。

即便对于个别不接受性教育课的家长，方刚也准备了专门的预案——除了教案库之外，他还特别整理了80部青少年喜欢的经典电影改编成性教育指导影片。对于实在说服不动的家长，教师就把他们的孩子专门组织到一起观看这些影片——“家长不同意让孩子上课，总不会反对孩子看电影吧!”方刚说。

2013年夏天，方刚也曾亲自走上讲台，办了一期中学生性教育夏令营，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参加，“收获了很高的认可”，人民网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长幅报道，今年夏天还将继续办下去。

煞费苦心地周旋，精益求精地设计，为的是让青少年获得最好的性指导。

通向理想的性教育

《中学性教育教案库》的所有课程设计都有一个共同点：很少给学生直接提供结论，而是提供知识和观点，鼓励、引导学生得出自己的认知。在对青少年谈性举轻若重的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探索。

“教案库涵盖范围很广，除了生理科学、性安全知识、婚恋伦理之外，还包括同性恋、性工作、少女援交、色情品管理等供老师选择的内容”，方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没有任何一个话题是简单谴责，我们所有的课程设计都会让学生自己思考、接受各种知识、辩论、自己生成态度。”

在方刚看来，传统性教育的误区，就在于以保护的青少年之名，行**教育、性羞耻教育、性污名教育之实。他曾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传统中学性教育教案，发现其中竟有20个是关于艾滋病的话题，且无一例外地渲染性传播疾病丑陋、恐怖的一面。在随后针对上课学生的调查中他发现，孩子们对于“提到性，你首先想到哪些词”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大都是害怕、恐惧、疾病等等。

因此，性教育必须尊重孩子求知的天性，让学生在全面接受知识、充分思考辩论的基础上自己生成合宜的立场。“人在青年时代天然就会亲近美的事物”，社会学家李银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丑恶的东西，只有让他自己去发现、辨别，他才会从心底里认同。”

“充分的知识是塑造全面人格的基础，一味说教倒容易适得其反”，方刚补充道：“身为教育者、成年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以最坏的恶意去揣度孩子，认为他们同时接触了好的、坏的东西，就一定会选择去做坏的呢?多元信息、多元思考，这不仅是性的学习，也是人格的全面成长。”

好的性教育一定是人格全面成长的性教育，它会在科学知识之外塑造孩子阳光的理念、积极的态度、健全的思辨。

性是自然的、美好的，而不是丑陋的，罪恶的。伴侣间的亲密关系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宝贵、最美好的财富之一。赋权型性教育不会将青少年与性隔绝起来，它尊重青少年自由选择接受或拒绝性的权利，但在此之前，它会确保青少年具备了足够的理性去面对权利背后的责任。因此，“赋权(empowerment)”的本质，正如它的英文原意一样，也可以被理解为“增能”。

这样的性教育理念已经在北欧国家成功践行了数十年，而依然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国，理想的性教育，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