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非很快便意识到，艾斯尤特人不喜欢珍珠，穿着长袍也不打领带，但他们喜欢女式内衣，因此他开始专卖内衣。很快，妻子也从中国赶来帮忙。在开罗和埃及北部，中国内衣的进口和制造业迅速崛起，林贤非和陈开梅终于在艾斯尤特租下了一家店面。他们请来一位亲戚和一位朋友，在城里经营另外两家商店。正着手建立生产内衣的小型企业，他们发现艾斯尤特有不少垃圾堆在外面。此前也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不过是他们首先想到要进口江苏生产的流水线，对聚乙烯、苯二酸酯做成的瓶子进行粉碎和清洗。这种流水线可以将塑料瓶洗净，烘干，然后高温粉碎，再作为回收材料出售。

“我看瓶子到处都是，就决定收集起来赚钱。”林贤非告诉我。他和妻子对这项产业都没有经验，不过2007年，他们在上埃及建立了第一家塑料瓶回收厂。工厂位于艾斯尤特西部沙漠地带的小片商业区，现有30名员工，每天粉碎约4吨塑料。林贤非和陈开梅把加工过的材料卖给开罗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把材料加工成线，再卖给埃及服装业的企业主，也包括一部分中国人。也许某个瓶子被随意丢在艾斯尤特的路边上，然后就被送到三层楼的中国加工厂，再以内衣的形式回到城里，依旧由中国人售出。

林贤非说，工厂每年可盈利5-20万美元，这一成功启发了艾斯尤特的一位埃及商人。今年早些时候，这位埃及商人挖走了他的一部分技术人员，又开了一家回收工厂。尽管这样，林贤非和陈开梅的生意还是越做越大，不过他们依旧住在工厂楼上光秃秃的房子里，整日听着机器的轰鸣。林贤非50岁出头，看起来却要老上10岁。他目光疲惫，而且患有胃病，作为中国商人，他得同合伙人们一道大吃大喝。他极少谈及当地文化，但有一次，我偶然问起他眼中埃及面临的最大问题，他强有力的回答令我惊讶。

“男女不平等。”他立刻说道，“在这里，女人只是呆在家里睡觉。他们要想发展，首先得就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结束后做的事情。像在这里，这是在浪费人才。看看我家——你看我的妻子有多能干。没有她，工厂办不起来。还有我女儿，她在经营商店。如果她们是埃及人，那她们就不会做这些事。”

两月之后我又去了艾斯尤特，陈开梅负责工厂的运营，因为她丈夫回中国治胃病去了。一天下午，我站在工厂门口，看见邻村的两个小伙子送来了一车用麻袋装好的塑料瓶。其中一个名叫Omar，他说他五年前就开始捡瓶子，因为中国人开办了工厂，当时他12岁。现在他和一位卡车司机合作运送塑料瓶，他们叫当地儿童替他们收集瓶子。Omar说，他一般一天至少能赚100埃及镑(约等于13美元)，这是当地劳动者日均工资的两倍。正谈着，陈开梅从厂里冲了出来。她穿着花围裙，上面写着“My Playmate”的字样，脸上一副愤怒的神情。

“为什么瓶子里有水？”她叫道。她冲着Omar和他的同伴猛地丢出两个容积一升的瓶子，二人连忙跑向卡车后面。“你们太坏了！”她用支离破碎的阿拉伯语喊着：“阿里巴巴，你们这些阿里巴巴！我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瓶子没倒干净！没倒干净！”

在一袋空瓶下面，陈开梅发现了一些装满水的瓶子：收瓶子的人想要用水压秤。她一直喊着“你们这些阿里巴巴”，后来我才明白，她指的是《一千零一夜》里的四十大盗。我从没听过哪个埃及人这样使用“阿里巴巴”一词，不过这是陈开梅“回收方言”当中的一部分。Omar呆在瓶子扔不到的地方，直到陈开梅回到厂里。

“以主之名，但愿她被猫打！”Omar说，“有一回她还冲我们扔过砖头。”

一位名叫Mohammed Abdul Rahim的工头说了些什么，大致是说Omar活该叫人拿他藏在袋子底下的东西扔几下。

“又不是我干的！”Omar说，“是小孩子们干的，他们捡的瓶子。”

“这事他明明知道。”Mohammed说。他告诉我，麻袋里总藏着不相干的东西，而陈开梅或者林贤非也总能发现。过了一会，陈开梅又穿着那件写有“My Playmate”的围裙出来了，又骂了一轮“阿里巴巴”，终于坐下来情绪激动地和收瓶子的人商议每公斤的价钱。一卡车的瓶子总共值801埃及镑，略多于100美元。Omar的同伴坚持要收那1镑的零头，陈开梅猛地把硬币往桌上一放，就好像丢出一块麻将牌似的。小伙子卖弄似的翻看着钞票，从中挑出一张50镑的，说钱太破旧，不能收。

“真计较！”陈开梅喊道，但还是换了一张。收瓶子的人一走，她的愤怒也就烟消云散——在工厂里，她似乎也习惯了埃及式的夸张。她的头发盘在脑后，长着农民一样饱经风霜的宽脸盘，看上去很朴实。有一回我说，她搬来艾斯尤特这样的城市可真够勇敢，可她对我的称赞毫不在意，她说她只是没有知识。“我不识字。”她说，“我的名字我会写，但写得很难看。我没上过学，一天都没上过。”

周五工厂关门休息，陈开梅和林贤非开车去艾斯尤特，与Kiki和John共度周末。Kiki夫妻有个两岁的女儿。小姑娘病了，眼皮肿得厉害，John请我陪他们去附近的医院，好帮忙翻译。医生说是感染，病因兴许是卫生条件不好。John说，这是女儿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医生。艾斯尤特的生活并没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也不觉得成功，陈开梅和林贤非总说他们的工厂不过是低端产业。

可我忍不住想：埃及有8500万人口，数十年来西方国家的开发工人和数以亿计的外国援助不断涌来；埃及南部的第一家塑料回收中心生意做得蒸蒸日上，雇用的员工有30人，替他人减少了垃圾的数量，为自己赚得了可观的收入。这样一家工厂的建立者竟是两名卖内衣的中国移民，其中一个是文盲，另一个只念到五年级，这是什么原因？

我在埃及见到的这些中国人，没有谁对这个国家的变革表现出什么兴趣。他们经常谈起他们注意到的不足之处：人们缺乏职业道德，政府体系不够完备。但他们说起这些的口气和不少西方人并不相同。他们不沮丧，只是随遇而安地接受现状；他们没有内疚，因为中国不曾对这片地区实行殖民统治，中国政府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两国的关系也都不错。中国企业主们常常满怀深情地谈起埃及人的友爱，提到他们是如何乐于帮助外国人。中国商人认为在中国，人们缺乏这两样品质。对于埃及发生的革命，他们从不显得失望。这可不是说他们相信阿拉伯之春一定会走向成功，而是由于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此不抱信心。

2012年，穆罕默德·穆尔西于革命之后当选埃及总统，国事访问的第一站就是中国。次年他在军事**中被解除职务，继任者阿卜杜拉·法塔赫·塞西又很快出访中国。埃及**的突然更迭好像并没叫中国政府感到不安。

一天晚上，我在开罗遇到了一位外交官，她来自另一个亚洲国家，我对她讲述了我同上埃及的中国内衣商打交道的经历。她说，他们的行为和观点令她想起了自己作为外交官所观察到的现象。“只要买家想买，中国人什么都肯卖。”她说，“他们什么都不问，也不在意你打算用买来的东西干些什么。埃及人要进行选举，要**民众，或是要把新闻记者投入监狱，他们都不过问。”她接着说：“美国人认为，如果某个国家和自己相似，那就不大会侵害自己，但中国人不这么想。中国人并不打算让整个世界和自己趋同。他们的战略是建立经济联系，如果你要切断这种联系，伤害他们的同时，你必然也会伤害自己。”

过去的20年里，中国和整个非洲都建立了这样的联系。Howard French于2014年出版了《中国的第二大陆》一书，书中据他估计，约有100万中国人居住在非洲大陆，中非之间的贸易额是美非贸易额的两倍。去年，埃及对中国的出口额大致是中国对埃及出口额的十分之一，且贸易逆差还在扩大。直接投资数额很少——中国只是埃及的第十二大投资国，而在埃及的中国人据估计约有一万。尽管如此，埃及却在中东地区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中国的石油一半来自中东地区，中欧之间的商业贸易也多要经过苏伊士运河。此外，埃及的大学约有2000名中国学生，大部分是穆斯林。中国政府担心他们受到激进宗教思想影响，因而觉得埃及的稳定和繁荣关乎自身利益

因此中国对埃及的政策需要更强的战略性和原则性，不能简单着眼于经济上的实用主义。中国在开罗的大使馆目前人员增加了一倍，中国官方意识到，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刚好为中国提供了机会，以提高中国的声望。

离苏伊士运河连通红海的地方不远，有个地方名叫埃因苏赫纳(Ain Sukhna)，中国的国有企业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在那里建起了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其主题是“合作让世界更美好”，区域包括6平方公里原始沙漠，现已被又直又宽的街道切割成网格状。四周围都是荒地——大小城市都算在内，离此最近的是苏伊士，不过合作区内有天津路、重庆路、上海路。工人宿舍建成了，堆放海运集装箱的场地也建成了，鲜亮的颜色在沙漠里隔着很远都能看到，就像阳光沐浴下的乐高积木。那里有一家中餐馆、一家中国超市，还有一家中国理发店。中国人对头发往往很讲究，不管移民聚居在哪里，哪怕是红海边的沙漠上，也必然会开一家理发店。

这个合作区就像是从中国的任意一个小城市搬迁过来的一样。这种移植在世界各地发展得如火如荼：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宣布计划在50个国家建立118个经贸合作区。中国鼓励国内产业“走出去”，原因之一是试图解决国内的自然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企业主提供租金和水、电等费用，已有50多家企业入驻合作区。企业主多是中国人，企业规模大都很小，有两家企业的老板是先前的内衣商。不过几乎每位和我聊过的中国老板都在抱怨同一件事：找不到好工人，尤其是优秀的女工。

“我就是没法雇用他们。”徐鑫(音)对我直言不讳。他在合作区开了一家手机工厂。他在国内经营过多年的摩托罗拉，后来到了埃及，想要针对当地市场生产价格低廉的手机。“这项工作需要纪律。”他说，“一部手机包括上百个元件，一处出错，整件产品都没法用。埃及男人太不安份，总爱四处闲逛，根本没法集中精力。”他想雇用女工，但很快他便发现，能雇到的只是未婚女工。人员流动率极高：多数女工一旦订婚或者结婚就会离厂。更糟的是，埃及女工不能住在宿舍，因为埃及人认为青年女子夜间离开父母是不恰当的。女工们不得不乘坐公交车往返于苏伊士市和合作区之间，一天的工作时间多了3个多小时。这样一来，他没法在生产线上实行多班工作制，一年以后，他关闭了工厂。

别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见到了王伟强(音)，他曾在中国东部某地制作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佩戴的白色头巾，并且赚到了钱。经营10多年之后，他决定要在埃及开办工厂。“埃及棉花质量很好。”他说，“我的机器也很先进。为在这里办厂，我投入的资金超过100万美元。但这两年亏得厉害，这都是劳动力的问题——工人的思想意识跟不上。我们的工厂得全天24小时工作，一班人不够用。要在埃及实行多班制，我们得雇男工，可这里的男人非常懒。”他接着说：“现在来求职的男工，90%我都不要，我只雇女孩和女人。她们都是很好的员工，但问题是她们只能在白天工作。”他打算引进更高端的机械，好让短暂的工作日效率最大化。“我都要疯了。”他说。

20多年前，中国经济刚刚开始高速发展，老板们喜欢雇用青年女性，因为可以少付她们一些工资，而且她们比男人好控制。但人们很快发现，在这个传统上歧视女性的社会之中，女性更加上进，这些年来，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声望都发生了变化。如今，中国的高层社会依旧存在显著的性别鸿沟，在公司董事会，在政府权力机构，女性所占比例严重不足。但在劳动阶层，女性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当今的中国农民更喜欢女儿的人家非常常见，而在过去，这种情况极其少有。

埃及也有类似的性别差异，这能激励女性比男性更加勤奋地工作，但埃及的传统势力要牢固得多。2013年12月，合作区声明要将园区面积扩大一倍，但很难想象要由谁来填满这片区域。以合作区目前的面积，也才被占用了六分之一而已。与此同时，园区死气沉沉，没有真正的中国工业城所拥有的忙碌气氛。夜间的园区更是一片死寂——没有夜班生产的机器声，没有身着制服的青年工人的欢声笑语。工业园区边缘，沙土吹进空荡荡的街道。有一条街边，我数了一下，有232盏路灯是不亮的。埃及的沙漠里到处都是宏伟的工程，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但最终都走入歧途，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最为奇特的一个。撒哈拉沙漠里的中国工业城茫然不知所措，法老梦破灭的原因是如此简单：人们没法叫女性走出家门。

在埃因苏赫纳，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老板，他叫吴志成(音)，面向埃及市场生产价格便宜的塑料餐具。他的流水线上雇佣了大约20名女工，人员流动率同样很高——通常来说，她们只会于订婚或者结婚前在工厂工作几个月。过去在中国办厂，他发现年轻的农村女性出门打工，经常都模模糊糊地怀着脱离家庭、脱离农村的愿望。走出第一步，她们便进入了工厂和宿舍里全新的社会团体，她们的思想在此开始成熟，追求独立和成功的意愿越发明了。但他说，埃及女工的起点便和中国女工不同：“她们不像中国的女孩子们那样想要逃离什么，在这里，她们工作只是为了赚钱。”

吴志成厂里的不少女工攒下钱财，专门为了购买内衣一类商品，然后步入传统婚姻的殿堂。Soad Abdel Hamid今年24岁，在流水线上操纵塑料压力机。她告诉我：“我本来今年就得结婚，但看起来还结不成，因为我还没买够结婚的用品。”她说，要是哪一方买不起对方要求的东西，婚礼常常就得推迟，甚至可能取消。她打算结婚后就不工作了，和我交谈过的女工们莫不如此，只有两人例外。

就这两个特例也不能说是传统价值的反对者。一位女工名叫Fatma Mohammed Mahmoud，已经50多岁，是厂里唯一一名已婚女工。她告诉我，多年以来她就想离婚，但丈夫不肯为她提供经济支援，也不同意结束婚姻。2000年以来，埃及女性取得了主动离婚的权利，但Fatma决定不这么做。“我的家族成员叫我不要主动离婚，因为在我们的传统中，人们认为这么做不好。”她说，“我们来自上埃及，那里思想很封闭。”Fatma的工友当中只有一位坚持要在婚后继续工作，那是一位名叫Esma的年轻女性。她曾有一份更好的工作，是在她的家乡苏伊士市一家工厂处理存货清单，她的未婚夫也在那里就职。后来他们分手了，Esma的父亲强迫她离职，因为作为一名青年女性，和前未婚夫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是不合适的。“作为埃及人，父母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她对我说。于是现在，她每天乘坐公交车就得花掉4个小时，而这份工作的薪酬和发展潜力都比不得上一份。

关于埃及女工，吴志成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她们缺乏最基本的意愿来逃离熟悉的事物，因此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生活。他对埃及的看法也与此类似：“要是不把穆巴拉克赶下台，情况还会比现在好些。”他对我说。我常听到中国企业主们发出这样的议论，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显得见利忘义，因为按照西方的设想，一切局外人都该乐于看到埃及改革。

但也许中国人的看法更加清醒，因为他们看到了埃及实际的样子，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样子。2011年革命期间，西方人往往坚信自己见证着一场强大社会变革的兴起，在埃及的中国人却感受到了一个弱势国家的崩溃。这些中国企业主同埃及仅有基于实用主义的接触，而且局限在当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运动、宗教思潮都不感兴趣。他们很少谈论政治和穆斯林兄弟会，但妇女地位的话题却时常提到，因为这对他们在埃及的一切活动都影响深远。一部分中国人，比如内衣商们，巧妙地找到了借助性别因素获利的途径，而企业主们则苦苦挣扎，因为工业区在规划之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埃及社会的这种基本特征。按照中国人的看法，埃及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军事，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在埃及，阿拉伯之春丝毫没能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不变革，谈论革命就毫无意义。

去年年底，中国人忽然决定在工业园区内建4个游乐场。在生产管道的国际钻探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对面，天津泰达建起了恐龙世界。那里有巨大的电动动物模型，看起来像暴龙和异龙，不过史前主题又延展开来，混入了一些时代错误，比如海盗船、太空船和空中缆车——缆车的座椅装饰成了快乐的青蛙。园区内的两位企业主对我说，他们疑心中国的某位游乐器材制造商在抛售生产过剩的产品。天津泰达的官方人员并未与我谈及此事，但一位员工解释说，公司这么做只是为了引来公众的注意力，好让工厂更容易吸引工人。“这样人们就会来逛公园，一旦来了，他们就会对开发区有所了解。”他满怀希望地说。

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天津泰达邀请园区内的所有人参加游乐园的免费试运行。天很热，刮着风，空气里弥漫着沙子，大家没法去水上世界游玩。水上世界建在一些空着一半的工人集体宿舍旁边，另两个公园是糖果世界和汽车世界，汽车世界的卡丁车和碰碰车深受工厂老板们的喜爱。生产塑料餐具的吴志成来了，生产沙特阿拉伯式头巾的王伟强也来了，还有张炳华(音)——他先前卖内衣，现在制造线。天津泰达的高官也来了十几位，都穿着黑色西装，膝头紧顶着童车的方向盘。这些领导不少都来自天津。中国人们开着碰碰车互相碰撞，开着卡丁车转来转去，然后重新排队再玩一次。汽车世界的内部改建十分成功，完全看不出这栋二层楼的建筑曾是一家因缺少女工而停产的手机工厂。街对面的电动恐龙活跃了起来。它们张开嘴巴，通过扬声器发出咆哮声，时不时地挪动着肢体，仿佛发现自己置身荒漠之中，正为此惊讶不已。(编译/徐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