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西藏，正是计划生育的推行和贯彻时期，意味着每个家庭要是超生是会被罚钱的。

卓嘎和丈夫达杰拥有三个孩子，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全靠家里养的羊，大儿子在上中学，两个小儿子每天跟着爷爷放羊玩儿。经济条件并不富裕样的家庭要养三个孩子，已经相当吃力。

这天，儿子们把两个安全套拿去当气球吹着玩儿，孩子们通过吹得透亮的安全套来观察眼前的世界，天上灰暗的云、草原上模糊的羊群、坐在草地上的爷爷、骑着摩托车回来的爸爸。

这是孩子们观察世界的视角，单纯地通过眼睛去看。

骑着摩托车回来的爸爸和坐在草地上的爷爷对话，在爷爷的记忆世界中，是一个逐渐远去的马背上的世界，而在达杰的世界中，摩托车早已取代了马背。

气球作为整部电影的核心元素，将三代人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引了出来。

当两个孩子拿着手中吹成“气球”的安全套跑向父亲，年迈的爷爷视力下降得厉害，问达杰：“两个小孩一大早就拿着这个东西玩儿，那是啥，奇形怪状的。”

达杰沉默了片刻，说是气球。

随后，达杰点了一根烟，将两个小儿子手中的“气球”扎破，还训斥了孩子们一番，并对孩子们承诺，下次去县上给孩子们买彩色气球。

孩子们不明白爸爸为何骂他们，更不明白爸爸为何要扎破他们手中的“气球”。

影片中的爸爸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回避了性这个话题，在这里也能看出大人在面对孩子时，对“性尴尬”的难以启齿。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为什么不能拿这个“像气球”的玩具玩儿，孩子们也不明白爸爸为什么发火。

这种回避，也为日后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孩子们的世界很简单，简单到刚挨了一顿骂，听到爸爸说下次买彩色气球，又快乐地跑开了。

仅有的两个安全套也被孩子们拿去当气球玩儿，父母觉得又丢人又羞愧。卓嘎跑到镇上的诊所，女医生出去了，只有男医生，卓嘎觉得让男医生看女人的病，挺难为情的，她执意要等女医生回来。

女医生回来后，卓嘎不好意思当着男医生的面说，女医生瞬间明白了她的保守和想要回避男医生的想法。女医生就和她单独聊，卓嘎表示自己想做结扎手术，不想再提心吊胆的。

女医生小声对卓嘎说：“不是给你们发了安全套吗？怎么不用，那个也省事。”

卓嘎降低声音贴近女医生耳边：“用完了，最后两个还被小孩偷去当气球玩呢，羞死人了。”

女医生忍不住笑着低声说：“发了那么多还不够，你家那口子是种羊吗？”

卓嘎低下头羞涩地笑了笑，女医生也忍不住笑了笑。

这个对话场景拍得十分巧妙，一个对性保守的藏区女人和一个女医生的对话，两人明明是凑近说的，但通过远景去看，在她们中间恰恰被对面的窗户隔开，像一道隐秘的“门”。

女医生最终把自己抽屉里的一个安全套给了卓嘎，告诉她，等下一批安全套来了再发给她。

卓嘎把从女医生那拿来的一个安全套压在了被子下面。两个小儿子上次拿安全套当气球玩的时候，显然没有引起父母的重视，否则也不会这么随意地放在枕头和被子下面，让小孩子这么容易就找到。

达杰也早已忘记曾答应给两个小儿子去县上买彩色气球的事，他当初对孩子们也只是随口说的一句话，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这天，小儿子又在被子下面摸出了“气球”，并且再次把安全套吹成气球，还和小伙伴交换了口哨。

从卓嘎排斥男医生就可以看出藏区人民的保守与传统，小孩子公开把安全套当成气球玩儿，大人自然觉得羞愧难当。

小伙伴的父亲找到达杰兴师问罪，原本只是小孩子的无心举动，却导致两个大人扭打在一起。

倘若，在两个小儿子第一次拿安全套当气球玩耍时，达杰能够换一种方式和两个儿子沟通，强调这个东西小孩子是不可以偷拿着当玩具玩。又或者达杰去县上给孩子们买来了真正的彩色气球，也许就可以避免后来一系列的尴尬和难以抉择。

因为小儿子将女医生给卓嘎的安全套当成气球拿去和小伙伴交换口哨，卓嘎和丈夫夜晚“开会”时，便没了安全保障。

达杰带着大儿子出门还借种的公羊，这期间达杰的老父亲突然去世，而在葬礼过后没多久，卓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迷信的达杰认定这个孩子是父亲的转世，他觉得老父亲心里有牵挂，才会迫不及待地转世回到他想回到的地方。

其实，这样的迷信已经不止一次了，家里的大儿子因为后背有一个痣，而孩子的奶奶后背也有一个痣，达杰就认定大儿子就是奶奶的转世。

转世指的是一个人在死亡后，其灵魂在轮回中投胎，是否真实不得而知，也并没有科学依据。

影片中，达杰对这种转世之说深信不疑，他是一个思想传统、信仰虔诚的藏族男人。

卓嘎思考再三并不想生下这个孩子，一方面，再生下这个孩子就要面临罚钱，家里的经济不允许；另一方面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光是养这三个就够吃力了，大儿子上学的学费还是卖了羊才凑齐的，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只会加重家庭的负担。

当她试着和丈夫沟通时，丈夫却认为妻子自私，找借口，不仅责骂她，还打了她一巴掌。

哭泣过后的卓嘎没有妥协，她独自来到诊所找女医生中止这次怀孕。

卓嘎在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十分鲜明，从一开始找女医生询问结扎手术，到结合现实生活的考量，决定去医院中止这次怀孕，她始终有尝试自己做主，女性主义已然显现。

但颇为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带着大儿子冲进了手术室，愣是将满眼泪水的卓嘎拽回了家。

那一刻，卓嘎羡慕起出家的妹妹，皈依后的清净之心。可卓嘎不知道的是，对妹妹而言，虽然出了家但是尘心未断，偶遇自己的初恋情人后，让她又有了情的萌生。

妹妹与初恋情人之间存在一些误会，初恋情人还把两人当年的恋爱写成小说出版成书。在姐姐卓嘎的反对与阻挠下，妹妹与初恋彻底断了联系。

影片通过妹妹这条线凸显出，无论是生活在尘世的女人，还是皈依后的女人，其实各有各的有烦恼。

影片结尾，卓嘎和妹妹去了寺院，达杰在县上给两个小儿子买了两个大大的红色气球回来，孩子们十分高兴。两个孩子接过爸爸手中的红色气球奔跑着，突然，其中一个孩子手中的红色气球爆了，另一个孩子手中的红色气球也飞上了天。

影片开头，孩子们把安全套吹成透明“气球”来玩儿，是对孩子们性教育缺失和大人们“性尴尬”的体现。影片结尾真正的红色气球飞上了天，或许寓意着被男权压迫下的女性自由。

影片中，羊不产羊羔就是无用的，用羊暗示了女性的地位和价值，人们对于女性的价值取决于女性的生育能力。

毫无疑问，这样的观念是不正确的。

影片中通过飞机，电视中报道的试管婴儿这些现代化的变化与藏区人民的传统与保守形成强烈对比。

通过孩子们把安全套当气球玩儿，牵扯出一系列尴尬而又难以抉择的事件，打破了一个家庭的和谐，也撕开了传统信仰下的“性尴尬”。

就像万玛才旦导演所说：“虽然讲的是藏人的故事，但是我希望它是一个超越族群、超越区域、超越那么一个局限的东西，我希望他有一个更广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