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起来还挺精神?”

　　“那当然,刚搞完货(毒品),能不精神吗?”此前于得明声称自己不吸毒了,说完这话他发现自己把自己暴露了,满脸堆笑试图掩饰,笑中仍然满是狡黠。

　　于得明,37岁。无身份证,无户口,东北口音,自称黑龙江人。每日寄居沙河立交下,一张报纸铺地便是他的床。

　　2007年于得明患艾滋病,他贴牌耐克包内的药盒里现在还有最后一颗拉米夫定片。“我必须想办法搞到这种救命药。”

　　受伤的HIV携带者

　　6月15日,沙河大街夜宵排档,于得明偶遇老乡双姐。

　　两人关系一度不错。但是在得知他患有艾滋病后,便开始故意疏远他。“她见到我就闪闪躲躲,还到处跟人说,我有病,弄得别人都不理我。”

　　于得明坐在了双姐的座位对面,要了盘烧烤、一瓶白酒。“她斜眼看我,”于得明说,“她其实怕我害她,我什么时候害人了?”于得明说,言语之间夹杂着粗口。他和双姐坐到了一桌,“我要她喝酒,我自己也大约喝了八九两”,喝得迷迷糊糊时,于得明把刀掏了出来,抓住双姐的胳膊,在她左手上砍了一刀,刀锋转向右手又是两刀。

　　朦胧夜色中,于得明接到另一位老乡“胖子”的电话。“我告诉他我在沙河大街。”于得明预感到了流血冲突即将到来,边等边拨通了110。

　　于得明的印象中,早先胖子与他关系很好,“但是当胖子知道我得病后便不再理我了。”胖子是双姐喊来的。

　　胖子和另一名老乡出现在了于得明面前,”他们一边走,一边将刀拿了出来。“于得明也将刀拿出来。”

　　双方对峙的过程中,胖子突然操起一块铺路用的石板,狠狠向于得明头部砸去,左边额头被砸出一寸深的伤口。于得明的记忆出现中断,他被砸晕了。

　　醒来时,他躺在白云区一所医院病床上,该医院并非艾滋病的指定治疗单位,在处理完伤口后,医院很快要求其出院。

　　艾滋针筒里装的是猪血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该去哪里?百般请求下,医院勉强答应他白天“出院”,夜晚“借宿”医院。早出晚归,从6月16日至6月18日,于得明把医院当成了宾馆。

　　“但医院毕竟不是宾馆。”于得明很快又遭到驱赶。这回于得明明白了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不仅是讨人嫌,也让人怕。他托朋友花一块钱从菜市场买了点猪血,注射筒内黑红黑红的猪血亮相在持棍驱赶的医院保安面前时,所有人都望而却步了。

　　“你们别过来,别想让我走!”于得明吓跑了保安,但是引来了警察。

　　这一次,于得明被送到水荫路救助站。救助站工作人员表示,要帮于得明买火车票送其回家。“我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母亲在我不懂事的时候就去世了,11岁那年乞讨的父亲被冻死了。我哪里还有什么家啊!”

　　不愿回家,于得明宁愿选择流浪。“但是我必须得换伤口的药,得继续吃治艾滋的药。”

　　昨日,记者带着于得明来到武警医院,好心的医生为其清洗了伤口,换药后于被告知,必须去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艾滋病。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内,于得明身上不名一文。看着进进出出的病人他显得茫然焦虑。医生告诉他,目前我国对艾滋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必须遵循属地原则,只有持广州市户口才能享受免费治疗取药。”

　　尽管记者一再建议,最好的办法是去救助站寻求帮助,回到家乡黑龙江,在那里他的病能得到免费治疗。但是于得明拒绝回家乡。

　　再一次,于得明失望而归,他的去向依然是沙河立交下那片荒蛮地。

　　■人生轨迹

　　吸毒、抢劫、入狱、患病、流浪

　　没有拿到药,于得明神情懊丧,嘴里反复嘟哝着:“报应,这是报应。”他毫不隐晦,自己曾经抢劫、偷窃“无恶不作”。1995年来到广州,1996年便吸上了白粉。

　　常年以来,和大部分流落街头的瘾君子一样,依靠非法手段来满足一时瘾起。于得明在谎言中迷失了自我,时不时说起前后矛盾的话语。忽而说:“我现在改邪归正了,不干那些事了。”转眼之间又说:“不干我怎么活!”

　　2004年,于得明在重庆抢劫时被抓获。紧随而至的是三年牢狱之灾。2007年,还在监狱内的于得明被查出患艾滋病,并且已经到晚期。

　　监狱在其出院时为其提供了拉米夫定片等治疗药物。怀揣着一堆药,于得明再度来到广州。

　　然而,在广州,于得明永远都得不到他想要的拉米夫定片,“这种药在每个城市都是免费发放给当地艾滋病患者的,由于他是外来户口,我们只能给他开两种替代药,这种药必须得由他自费购买,一般的剂量是每种药一日一片,每片20元多。”

　　于得明坐在医院内,拖着腮帮开始算起来:“一片20元,一天两片,一个月就是1200块钱……”对于毫无收入和劳动能力的于得明而言,这显然是个天文数字,除非“做老本行”,他找不到别的出路。

　　?记者手记

　　拿什么拯救他们?

　　五年前,我尾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浩认识了吸毒者阿龙,在火车站旁的树丛里看到了触目惊心的注射人群。更早几年,本报摄影记者梁文祥用相机记录了“茫茫人海现毒瘤”。

　　于得明与之前的吸毒者有所不同的是,他已经携带HIV,他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但是他却无力撑起自己岌岌可危的生命。

　　这些社会边缘人,其实并不边缘,当我们中有人被抢劫、盗窃的时候便会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尽管大部分时候,他们躺在阴暗的角落,与城市老鼠为伴,等待生命的终结。

　　他们的存在是社会的阴影,只是我们仍然在期待,一种更好更合理的社会关怀方式,不仅能让他们得到治疗,更重要的是把他们拉入生活的正轨。

　　链接

　　“四免一关怀”政策

　　“四免一关怀”中的“四免”分别是: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困难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可到当地卫生部门指定的传染病医院或设有传染病区(科)的综合医院服用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接受抗病毒治疗；所有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和病毒检测的人员,都可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等机构,得到免费咨询和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检测；对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由当地承担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任务的医院提供健康咨询、产前指导和分娩服务,及时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开展艾滋病遗孤的心理康复,为其提供免费义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