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宁夏男同性恋防艾工作组

　　采访约在一个春日的午后，子川端坐在银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地方病科办公室（简称银川市疾控中心性艾地病科办公室），阳光从窗外斜斜洒进来，把子川的脸庞映得很灿烂。没有任何怪诞的装扮与举止，子川坦然的神色和落落大方的谈吐，粉碎了我们脑中之前对于“同志”的种种想象。行于一个边缘的轨道上，子川所从事的志愿者工作却有着和“主流”群体共同的目标：防治艾滋。 　　

　  暮色渐渐沉下来，子川和他的同伴们背起挎包，来到“点”上开始“工作”。

　　这是一处隐秘的树林，灰暗的天色中，不时闪烁出三三两两男子的面容和身影。子川从包里拿出一沓刊物、艾滋病防治手册和安全套，走向这些男子，一边递过去，一边配以解释。

　　有的人笑笑，伸手接了过去；有的人看了一眼，挥挥手转身走开；有的人稍显诧异和尴尬，戒备地提出问题……一段时间过了，子川和同伴们带去的宣传品所剩无几，大家聚在一起，抹抹汗，相视而笑：今天的情况还不错。

　　这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在“同志”—————也就是男同性恋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亦可称作“同伴教育”。而子川和“宁夏绿洲工作组”的志愿者们，本身都是同性恋者。 　

　　1、“绿洲工作组”的诞生

　　身为同性恋者，这并不影响子川乐观的心态和喜欢挑战的天性。几年前，子川在西安一家康复医院工作，对性病、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人群中的危害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接触了一些防艾志愿者。“自己能不能做一名志愿者，在银川推广防艾知识？”子川想到了张北川教授。

　　张北川，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国内致力于同性恋研究的著名学者，在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干预方面的研究享有盛誉。子川设法找到张教授的电子邮箱地址，发去一封E-mail，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想法。没想到张教授很快回了信，对子川的想法很支持，并表示可以免费提供专以同性恋群体为受众的自办防艾宣传刊物———《朋友通信》。

　　2002年，子川回到银川立即将想法付诸行动。每月收到张教授寄来的几十本《朋友通信》后，他就在自己所知晓的“同志”圈子中散发。

　　这样单枪匹马干了几年，子川愈来愈感觉到肩头担子的沉重和个人力量的弱小。2005年初，张北川教授建议子川效仿其他地区，在宁夏成立一个同性恋防艾宣传的组织，这个提议与子川的想法不谋而合。2005年4月，在张教授的联系下，子川赶赴北京，黑龙江、大连、沈阳、武汉、陕西五家“同志”防艾工作组，为宁夏工作组的筹备捐款5000元。

　　子川返银后立刻忙乎开了：在光华门附近租了一间每月130元租金的房子，办理了一个单向收费的手机号，又通过种种途径招募了志愿者。2005年5月，“宁夏绿洲工作组”成立了。

　　“一来觉得绿色是宁夏地区的‘吉祥色’，二来寓意在荒漠中开垦出一片绿洲。”子川这样解释工作组名称的由来。　　

　　2、一项特殊的“地下”工作

　　刚开始的工作是艰辛的，经费上的困窘还在其次，关键是这项工作的特殊性和人们对此的认同程度。

　　首先，志愿者的招募就颇费功夫。虽然子川接触的男同性恋者不在少数，但真正愿当志愿者的却寥寥无几。毕竟，做志愿者可能会增加暴露身份的危险，这是多数人最顾忌的一点。好在，枫叶、良宇的毅然加入让子川有了“左膀右臂”，后来不论其他志愿者如何变动，他们几人都一直固守着这片阵地。

　　据子川介绍，银川市男同性恋者的活动聚集地，除了两个酒吧以外，主要集中在市内两个露天场所，圈内人叫作“渔场”，但他们习惯称之为“点”。和酒吧相比，在“点”上活动的“同志”，经济水平、文化层次相对较低，是防艾宣传的重点对象。在“点”上发放的除了张北川教授提供的《朋友通信》以外，还有子川从市疾控中心拿到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手册、宣传画和安全套等。

　　同性恋者的戒备心理很强，不愿跟不知底细的陌生人交流，有的人一看到志愿者递过来的书册，就条件反射地抗拒：“什么书？多少钱？不要！”为此，子川他们下了不少功夫，对于不认识的人，就想方设法“曲线”联系，让对方放松戒备心理，继而接受宣传。子川还曾带领同性恋者到市疾控中心接受HIV检测，有的人在志愿者的宣传下，自己也会主动去检测。

　　提起男同性恋者防艾抗病的意识，子川说，其实“同志”群体中不乏高学历者，因为关心自身健康，大多数人的防艾意识都比较强。但是，也有个别同性恋者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不把防艾知识当回事，对于这部分人，所做的工作就要困难些。

　　现在，“宁夏绿洲工作组”已有十几名志愿者，学历大都在大专以上，其中还有硕士生、留学生，年龄最大的是48岁的子川，最小的只有23岁。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他们的工作开展得已比较顺利，每天至少接到两个热线电话，每普及一次防艾知识，每帮助一位“同志”朋友，都让他们品尝到快乐。

　　不过，最令子川欣喜的，还是找到了可信赖的“支柱”—————银川市疾控中心性艾地病科。　　

　　3、“同志”人群的另一面

　  2005年的一个秋日，子川背着包，走进了市疾控中心性艾地病科苗志峰科长的办公室。

　　其实，在许多外地城市，同性恋防艾工作组和当地疾控中心的合作已成惯例，经过疾控机构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在同性恋群体中开展防艾工作，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子川想和疾控中心联系的念头由来已久，当他在《银川晚报》上看到对苗科长的人物专访后，终于鼓足勇气上了门，他相信报纸上讲的这个友善助人的防艾专家，一定也会给予自己帮助。

　　听过子川开诚布公的自我介绍，苗科长仅有几秒钟的诧异，继而就被热情所取代。作为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开展防治工作的部门负责人，他也一直在寻找宁夏本地的“同志”组织。这一下，双方“接上了头”。

　　“跟子川的接触，改变了我对同性恋的一些看法。”在“宁夏绿洲工作组”拟定章程和组织宣言期间，苗志峰曾作为特殊“代表”，参加了章程修订会议。“他们非常聪明，思维活跃，表达能力极强，提的问题也很专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苗科长的眼中，看不到一丝对“同志”的歧视。

　　接受采访时，苗科长刚从西安参加完“全国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防治培训班”。在西安，当地的“同志”防艾工作组邀请他们到其活动中心参观，工作组规范的结构、细密的分工以及志愿者的多才多艺，都令与会人员赞叹不已。这让苗科长更增添了与“宁夏绿洲工作组”携手抗艾的信心。

　　而记者也现场感受到了“绿洲工作组”志愿者的能力。子川在电脑上熟练地打开“宁夏同志”网站，指着精致的网页自豪地对我们说，这是工作组的一名志愿者建立和维护的，目前网站的注册会员已达到921个。 　　

　　4、必须正视的现状

　　银川乃至宁夏的同性恋群体究竟有多大？艾滋病对男同性恋者的威胁程度有多高？这是采访中敏感而关键的问题。

　　子川说，银川市的男同性恋者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仅他了解到的就有500多个，当然还远不包括潜伏在“暗处”的“同志”。全区的数量更难估计，可以肯定的是绝非一个小数目。

　　“在全国已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人群仅次于吸毒人群，成为排名第二的高危人群。”苗科长神色凝重地告诉记者。除了艾滋病以外，梅毒、淋病、疥疮等性病也是男男性行为人群的高发病。他们为此做了大量的防治工作，目前正在酝酿“转介”工作，即给“同志”人群提供可靠的性病治疗地点。等今年7月启动的“全球基金”到位后，他们计划对“绿洲工作组”的志愿者进行正规的培训，促进防艾工作进一步开展。

　　有些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子川与普通男人一样，有妻子、孩子。妻子已知道他的同性恋取向，上初中的儿子虽不知隐情，但很支持父亲所做的防艾宣传工作。“这让我没了后顾之忧，而且，和我所做的志愿者工作相比，我觉得其他困难都能克服。”对于这份一分钱报酬没有、还要自己倒贴钱的工作，子川总结为“啥也不图，就觉得应该”。

　　在工作组成立一周年时搞一次聚会，动员更多的“同志”接受HIV检测，在未来建立“同志门诊”……子川的心里装着许多事，沉甸甸的。最后，子川希望通过我们的报纸呼吁更多人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他说，目前志愿者中非常缺乏心理医生和法律顾问，哪怕不加入工作组，仅仅提供帮助也行。

　　我们直视子川坦诚的眸子，那里映现出荒漠中的一片绿洲，虽生于干涸之中，却孑然而立，顽强生长。 

　　不必认同但需尊重

　　初见面时，我们注意到，子川在与我们握手之前，小臂有几秒钟的抬落不定。

　　聊得熟了，子川道出实情：“说真的，我之前很担心，怕你们看不起我们这些人。”我们正色：怎么会？无论如何，性取向和道德毫无关系。

　　得承认，子川和大多数人不同。这一点，从他频频用“正常人”来形容同性恋以外的群体就能看得出来，连他本身，也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是“非正常”的。

　　可是，无疑子川是善良的，有原则的。有同性恋者苦恼地给子川打来电话：“我妻子非常爱我，可我对女性怎么也提不起兴趣，又不能离婚，怎么办呢？”对于如此棘手的问题，子川对他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能伤害爱你的人，如果在某些方面亏欠了她，那就要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好。

　　还有工作组的经费问题，虽然一些机构组织提出可赞助“绿洲工作组”，但子川认真地说，他们不会贸然接受捐款，一定要考察清楚，如果这些机构有什么政治或其他目的，那宁可穷着，也绝不接受捐助。

　　子川很乐观，就比方他说，因为要上网联络、找资料和网站管理，所以电脑操作越来越熟练，即便没做成什么，就冲着又掌握了一门技术，也是好的。他要背负的东西很多：成天背着包走来走去，被不少人误认为是搞推销的而没有好脸色；志愿者做了三四年，投入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和精力，却只能是“地下工作”……即便如此，在我们最后问子川有什么话对读者说的时候，我们以为子川会借机一倾心中之苦，期望人们的理解和认同，谁知他想了想，诚恳地答：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

　　但凡信仰和理想，只要是纯净的，不含杂质的，就应该被尊重。

　　尊重———这是我们所能给予子川的最大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