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会同商务部组织制定了《沐浴场所卫生规范》的草案，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既是征求意见，好说歹说都在情理之中。现在人们对“规范”最有争议的内容是，规定沐浴场所内应放置安全套，或设置安全套发放设施。因为这项内容触及了人们最敏感的性道德神经。
　　
　　中国正面临着三千来最重大的社会转型，不仅有传统的禁欲、纵欲观念较量，还有西方传进来的性解放与性保守两种思潮影响；最难办的是，性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利与利害问题，它涉及公共卫生，谁也不能置之度外。
　　
　　中国人的性爱、婚姻观念如今混乱得很。今天我看到两则新闻：一条是一对情侣居然在旅行大巴上做爱，“思想开放”得跟公狗母狗差不多了（穿校服在中学生在广州大道边的候车牌下抱着“啃”更是司空见惯）；另一条是，上海公交车上被逮住的“女扒手”程丽，是万般无奈才把手伸到别人口袋的，她在贵州老家因连生了2胎女孩，被“理所当然”地遗弃，到沪打工实在交不出孩子上幼儿园的保育费了。前者“自由”得像禽兽，后者还没有从“旧社会”解放出来。
　　
　　面对这种社会的自由度和道德乱局并存的情境，教我们的社会管理者怎么办呢？
　　
　　一种选择是当驼鸟，不正视现实，闭眼唱道德高调。这样的亏我们已经吃多了。比如，改革开放多年后，我们才承认有“腐败现象”，此前叫“不正之风”。艾滋病在我国初发时，我们也不大肯正视，武汉的桂希恩教授闻讯到河南上蔡去调查疫情时，曾被追得“水缸里面把身藏”；到如今想瞒也瞒不住了。
　　卖淫嫖娼的死灰复燃也曾是我们一度不愿承认的。新中国成立后曾骄傲地宣布这个人类最古老的“行业”已在神州大地（除港澳台）被消灭，承认它卷土重来是需要勇气的。
　　
　　另一种选择就是将“性自由”（包括性乱）正当化——李银河博士为“一夜情”、换偶、多角爱争权利，在我看来就有点这种倾向；更有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主张将卖淫嫖娼合法化——有不少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台湾地区试过却又取缔了。
　　
　　“驼鸟政策”是行不通的，将性交易合法化在中国大陆不现实，对性乱放任不管更是危害民族根本的大错。于是，管与不管之间，准确地说是怎么管的问题，确实好为难！
　　
　　具体到洗浴场所是否应当置备安全套，乍看是没有必要。洗澡就是洗澡，戴什么安全套？可是，洗头呢，不就是洗头吗？怎么“发廊妹”像“小姐”一样成了暧昧词？中国一下子冒出那么多洗脚城、桑拿城，难道真是中国人忽然都特别讲清洁卫生了吗？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沐浴场所的“小姐”兼做性交易，难道她们不怕得梅毒、艾滋病，不晓得自己准备好安全套这种交易工具，何劳政府下文？
　　
　　在我看来，国家两部制定这种规范是有意义的。它有三重暗示（标题所谓“潜台词”）：
　　
　　一是表明现在的政府管理是务实、负责的。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叫没有“最优”时，选择“次优”。既然不能禁绝性交易，那就尽量减少它的危害。须知，染梅毒、艾滋病等性病的人并不都是自己“找死”、“活该”的，他们可能清白无辜，是配偶传播的，也可能是母婴传播，还有可能是经生活用品传播。也就是说，一旦疫情大流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二是表明现在性病的传播很厉害。不然，中国的事千头万绪，卫生部和商务部够忙的，怎会搞不急之务？
　　
　　三是向社会提倡使用安全套。据说有些嫖客很不情愿用这个，妓女要用时他们会动粗，妓女为了生意只好顺从。有这玩意到处摆，便可潜移默化那些不讲“卫生”的嫖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