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一：关于举措利弊

　　支持者：“小姐”也是弱势群体

　　有网友指出，艾滋病的扩散和蔓延已呈加速之势，这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忽视艾滋病防治，我们将付出巨大代价。如果片面地只从法律、道德层面来解读此举，等到大家的税钱、养老金、医疗保险等不得不被挤占用来防治艾滋病的时候，恐怕哭都来不及了。如果法律把公众置于危险之中，那就不是良法；如果政府的管理忽视了公众的利益，那就不是良治。大家别再掩耳盗铃了，面对现实吧！

　　采访中，也有不少市民认为，艾滋病的防御是防艾人员的义务，在他们无力阻止卖淫现象存在的情况下，保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就显得更具有人性的色彩，总比那些光说而没有实际行动的人强十倍。再说卖淫女也是弱势群体，社会应当帮助她们，引导她们。向参与防艾工作的工作人员和义工致敬！

　　反对者：“高干队”像“妈咪”帮凶

　　持反对意见的网友认为，此举实在有纵容卖淫行为的嫌疑！他们不像话，防艾人员有必要这样吗？本来是从事一项高尚的工作，这样做反而像是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他们应该协助警察端掉淫窝。

　　持反对意见的市民则表示，“高干队”队员更像“妈咪”的帮凶，他们懂“行话”，劝“小姐”用安全套，免去了打胎、治疗性病的麻烦，这样可以帮“妈咪”更安全地赚更多钱。而且，“高干队”还教小姐揣摩客人心理，“戴套能延长时间”，这不都成“劝嫖专家”了吗？既然疾控人员有那么多专业知识，又有那么多智慧，既然能贴身奉劝“小姐”们戴套防艾滋病，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些精力用在奉劝“小姐”们洁身自好、放弃卖淫呢？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争议二：关于部门职责

　　目标不一矛盾出现

　　有社会人士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与公安和疾控部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有关，疾控中心要实现的政策目标是防控疾病，而公安机关要实现的政策目标是治安秩序的稳定，目标不一致难免会出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两部门不能各自为战，而是要通力合作，协调立场。以预防艾滋病为例，就必须站在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看待防控疾病的问题，鉴于卖淫嫖娼一时难以根除，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就必须将疾病防控作为优先目标。

　　双管齐下有何不可

　　采访中，也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提出，看待这一问题应该转变观念，两个部门的工作并不存在冲突。公安部门作为执法机构，用法律的手段制止卖淫嫖娼行为，而疾控部门从预防疾病的角度出发，推广安全套，其实是疏导的方法。两个部门各司其职，双管齐下，减少卖淫嫖娼的危害，有何不可。

　　不如民间团体牵头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蔡禾在接受采访时提出，政府有责任预防疾病，也有责任打击卖淫嫖娼。因此由政府牵头进行高危行为干预，再由政府扫黄打非，会令其处境尴尬，颇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感觉。因此，高危行为干预与其政府出面做，不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以政府资助的形式，让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牵头做，可能效果一样，但于情于理，更说得过去。

　　争议三：关于法律空白

　　职务保密法规有空白

　　疾控人员在向性服务工作者推广安全套时，通过摸查及直接接触，掌握了大量娱乐场所从事色情业的资料，他们该不该向公安部门举报？如果公安部门要求疾控人员提供“小姐”信息，他们可否为“小姐”保密？但如果提供了，疾控部门今后推广安全套的工作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矛盾该怎么解决？

　　法律界人士认为，在一些国家，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疾控人员或医生等，出于工作的需要，可以为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保密，但在我国“职务保密”方面的法规尚有很大的空白。

　　疾控人员有举报义务

　　华南农业大学法学院邓定远教师介绍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卖淫嫖娼在我国还是违法行为，疾控中心的行为尽的是预防职能，但其也有举报卖淫嫖娼的义务。不过，如果说对方的卖淫行为公开化并且在此前已经被处罚过，对方的身份信息也是公安机关提供的，甚至在公安机关的配合或要求下向这些人推广安全套，就不存在知情不举报了。但如果对方长期卖淫并且没有被处罚而还向她推广安全套，就有纵容的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