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是如此可怕，当一个非感染者想到感染的可能性时，脑子里将会出现一幅绝望的场景。这种绝望扩大成为社会认知时，人们能够描摹的只是严重的经济后果：“发展成果毁于一旦”，“ＧＤＰ将降低多少个百分点”，“劳动力缺乏”，“社会医疗负担不堪承受”。也许这都是真的，但社会防治一种疾病仅仅是因为经济的考虑，而非人的健康权的实现；仅仅是为着“打击道德败坏行为”，而不是为了使人们尽可能远离病痛吗？

　　如果没有吸毒和淫乱，艾滋病会少很多。但在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中不少是卖血和接受输血者。就算吸毒和淫乱行为，难道我们就可以说如果你要这样，那么感染也是活该吗？人们可以洁身自好，也应当洁身自好（尽管这也并非绝对没有机会感染），卖淫嫖娼行为也应当受到打击，但不能认为为了良好的风气或者“优良生活方式”的建成，宁可在这样的行为发生之时不去降低感染的可能性。

　　当我们说到不良生活方式或非道德行为时，也许并没有对应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但娼妓和嫖客也有获得免疫的权利。对卖淫嫖娼的打击，不包括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疾病免疫资格，“让他们得病”并非法律的惩罚，也不是一个人道社会应有的态度。“一边打击卖淫嫖娼，一边培训小姐使用安全套”；“一边扫黄，一边在娱乐场所摆放安全套”，有什么不正常的呢？打击是执行现行的法律，而让他们尽量免除疾病的痛苦是文明社会的必需。

　　一个文明的、人道的社会，该怎样展现公正，伸张人的权利？人的权利不是“好人”的专属品，对疾病的防治、对病人的同情应排除“染病的道德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