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任何东西之后加上“文化”两字，似乎就可圈可点了。广州的“性文化”节至今已顺利地举办了三届，从“蜂拥而至”、“挤爆”、“一度混乱”等媒体的报道中，足

　　无疑，男性确是性文化节的主角。而问题是，性既然是关乎男女两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男热女冷”的局面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即使在今天“性”或“性文化”对于多数国人，还是一个“男女有别”的话题。在漫长的父权制社会和传统封建文化之中，特别是受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说教的影响，性禁锢对男女两性都产生了严重的束缚和压制。但是相比之下，性对于女性却有更强的禁忌性和更强的压制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将性爱及婚姻的意义完全归之于生殖及家族延续的目的，而轻视、蔑视性欲性爱本身的价值取向，致使性这一话题从此染上了某些负面、鄙俗的色彩。以致于不少人、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女性还耻于、羞于谈性。目前，这些旧观念的影响虽正日见淡漠，但却仍滞留在人们心头而难以一挥而去。按照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规范，符合其要求的好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贞操”，不仅要在性关系上保持贞节、忠贞不二、从一而终，绝不可出现点滴差池，还应当在性方面保持天真与被动，应羞于知性、谈性，更不可乱性，做到“专心正色”、“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守约居正”，以形成女性“贞专柔从”的品质。个中意图，不言而喻，即若女性知之不多而又顺从，对于男性的支配与掌控就大有好处了。也就是说，尽管男人将女人置于性客体的位置上，却控制女人对性不可了解得太清楚、太多；尽管男性可嫖娼狎妓且堂而皇之地娶三妻四妾，并将性事当作人生的享乐，若一旦有女性去谈论性快乐，即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万恶之源。这些都说明，在父权制文化与封建伦理背景下，性对于男女两性并非是同一回事，与性有关的观念及所遵循的规范更相去甚远、或全然相反。男女两性在性关系和性权力上也是极度不平等的，男性处于性主宰的绝对主体位置上，女性则处于较低的、被主宰的位置上，她们的性自主权被侵犯、甚至被完全剥夺了。在本应互动的性关系中，女性的意愿与感受根本不被顾及，她们所扮演的仅仅只是使男性获得性享乐的辅助性角色以及为男方家族传嗣的工具。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女性主义研究认为，性及与性有关的文化，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性虽然与人的自然本性有直接的联系，但在父权制社会文化背景上，性实质上成为一种权力，性关系也成为一种权力关系。当女性还未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性地位与性权力时，她们所拥有的作为人的权利就将是不完整的。在此情况下，处于性关系与性活动之中的女性，将无可避免地陷入被客体化(工具化)和遭受剥削的境地。

　　在“性文化”节上，中国传统“房中术”也是被展示和关注的一个热点。要看到的是，虽然“房中术”包含了某种程度上对性的正面价值的肯定，在封建社会中有反抗性禁锢的作用。然而，这并不能改变“房中术”具有的男权中心主义的性质，或者说“房中术”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不平等性关系和性权力之上的，体现的仍然是男性对性和女性的主宰与控制。东晋道士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曾对“房中术”有所说明，指出男性为实现其“内修”就必须要有女伴的帮助，即通过男女交接、达到采阴补阳、修炼升仙的目的——这完全只是从男性的需求出发的，最后也是依据男性能否获益所开展、实施的。“房中术”也被称之为“宝精”，与“行气”、“服药”并称为道家修炼、长寿、成仙的三条有效途径。所以，“房中术”虽然有张扬人性、人欲及肯定性快乐的某些成分，但体现的却还是男性中心主义及如何实施对女性的利用与控制。很显然，处于此类性关系之中的女性根本不可能处于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相对于那些热切希望“寿无穷已”、“乘云驾龙”的男性，女性其实只是为了达到他们荒诞不经“目的”，而采用的“手段”，是被男性运用、驾驭的暂时性工具，亦即女性的“客体化”。而且，道教虽然认为飞升成仙需借助于女性的帮助，但同时却对女性持轻蔑、贬低的态度，将“妇人”与“鸡犬小儿”归为一类，视为修炼成仙必须避讳的不祥之物。葛洪还特别指出，在炼丹合药的紧要关头，一定要隐入名山。若有闪失，被“鸡犬小儿妇人见之”，“神仙大药”就可能“用便无验”了。

　　这些说法虽多为无稽之谈，却表明在父权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下，反抗性禁锢、肯定和张扬人性人欲，与要求和实现性别平等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绝对不可取代后者；前者的推进，并不等于后者的推进，有时甚至可能成为后者的障碍。所以，要清除男尊女卑、实现性别平等，推进更高程度上的人权实现，是很有必要对“性文化”、“房中术”之类进行女性主义立场审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