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艾滋病的最大障碍不是制度，不是人力物力，而是歧视！”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夏宪照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警方曾经在扫黄时，如果在搜查小姐手袋时发现有安全套，就将此作为小姐卖淫的证据。市疾控部门认为这种取证方式不妥，会导致安全套使用率大幅下降。于是将情况反映到省级部门，后来又反映到中央。最终国家发文，明确指出不能以身带安全套来作为卖淫证据。

宣教防艾却被指警方线人

昨天上午，东莞一个名为“关爱之家”的预防艾滋病民间组织在南城区鸿福路口进行宣传。为免路人尴尬，他们特意将安全套放在一包纸巾内，连同防艾的宣传册子分发给过路行人。由于人流量较大，仅两个小时便将一千个安全套发完了。

“这周边大多是白领阶层的市民，比较容易接受。”该组织的负责人阿文对记者说，“分发安全套容易，但让防艾知识真正普及就真的很难。”据其介绍，他们正在东莞开展一个专门针对中低档休闲娱乐场所工作人员的防艾项目，“也就是那些发廊妹、站街女这些容易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而过程中困难重重，阿文说：“首先是她们对我们排斥，经过多次沟通之后，她们逐渐接受了，但这些发廊平时被警方扫黄，她们就会认为我们是警方的线人。以后工作就更难做了。”

安全套曾被指卖淫证据

其实，警方行动与防艾工作的冲突由来已久。据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夏宪照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疾控部门就开始倡导性服务工作者使用安全套，以防艾滋传播。但当时警方扫黄时，如果在搜查小姐手袋时发现有安全套，就将此作为小姐卖淫的证据。

市疾控部门认为这种取证方式不妥，并将情况反映到省级部门，最终反映到中央，“这个取证逻辑本身就有问题，手袋里有安全套就能说明是卖淫么？警方的这种思维会导致以后性服务工作者都不用套，艾滋病会急速传播，后果不堪设想。”夏宪照说。最终国家发文，明确指出不能以身带安全套来作为卖淫证据。

高危人群干预举步维艰

“防艾的最大障碍不是制度，不是人力物力，而是歧视！”当被问及目前的最大难题，夏宪照说，因为社会上普遍存在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所以这些感染者一直处于隐秘状态。

“他们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之后，就销声匿迹了，疾控部门的失访率高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就导致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而其身边的人也不知道。”

防艾故事

百乐门事件

当时东莞市区莞太路旁有一家名为“百乐门”的KTV夜总会，一天晚上警方前去扫黄，在搜查小姐的手袋时发现有安全套，遂将此作为小姐卖淫的证据。此后，这招一度成为警方扫黄行动的取证方法。

市疾控部门认为这种取证方式不妥，会导致安全套使用率大幅下降。于是将情况反映到省级部门，后来又反映到中央。最终国家发文，明确指出不能以身带安全套来作为卖淫证据。

监禁事件

艾滋病在东莞流行初期，曾经发生过比较极端的例子。当时东莞某镇发现了一例艾滋病患者，然后当地警方居然将其监禁了好几天，后来疾控部门前去协调之后才被放出。而在另一个镇上，一名艾滋妈妈因为自身病情而被当地村委会赶至山上生活。

防艾途中拔鸟毛

日前是世界艾滋病宣传日。但在麻涌镇漳澎村农贸市场附近的公路边上，有一处悬挂着一条“预防艾滋病，安全你我他”的红色宣传条幅的摊点，七八名身穿休闲服的女工作人员向路人派发宣传资料及安全套后，趁空闲之余，停下工作，围坐在一起，帮鸟贩子拔除鸟毛。

昨日上午约11时30分许，记者途经此地时看到，七八名女工作人员并没有向路人派发宣传资料及安全套，却停下手上工作，三五成群地坐成两堆，帮鸟贩子拔除鸟毛。“这样防艾，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一位刚从市场买菜出来的行人说。记者在市场出口处看到，很多人将刚捕捉到的野鸟在此摆卖，地上到处是鸟羽毛，在这些贩卖的野鸟中，有猫头鹰、水鸟、麻雀等几个品种。去年，本报曾对此地滥杀乱卖野鸟一事进行曝光，东莞市林业部门及麻涌政府相关部门曾联合对该窝点进行过查处。今年，这一现象又重新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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